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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哪家电影院历史最悠久,能称为电影放映业的奇迹?
“阿房宫大戏院”的门楼(摄于1932年)
南院门周边的盐店街、五味什字、竹笆市是西安放映电影的肇始之地,这一带也曾占据了西安电影业的半壁江山。此间众多影院以阿房宫大戏院(后名“阿旁宫电影院”)名声最为显赫,乃是民国时期“西安八大电影院”之首。
西安早期的电影放映大都是流动性的,而且起步较晚,比起东部一些大城市晚了约10年。时至上世纪30年代,西安的电影业突然崛起,出现了十余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影放映场所。这些竞相建立的电影院存在很多问题,它们大多机器破旧,加之经营不善,片源不足,大部分严重亏损,为时不久便宣告停业,其中先声电影院因机器多次发生故障,开业不到半年便夭折;国民电影院经营三个多月就关门大吉;民众电影院只经营一个半月即告停业;世界电影院1931年6月15日开业,同年底倒闭……纵观西安的老牌影院,唯有阿房宫电影院一枝独秀、长盛不衰,确实为电影放映业的奇迹。
时间退回到1931年,著名演员周伯勋由上海回到故乡西安,谋划着在这里开家电影院。周伯勋约请几位社会贤达共商此事,统一认识后,委托其父周凤岗主持操办,并将自家位于竹笆市北口路东26号的私宅作为院址,设计并命名为“阿房宫大戏院”。
据《陕西省志》载:“武少文、周伯勋、韩仲鲁、韩望尘、刘尚达、封至模等人发起并采取招股的办法,集资12万元(4800股,每股25元)兴建大戏院。董事长为韩仲鲁,常务董事韩望尘,董事兼经理武少文,董事兼驻上海业务代表周伯勋。全院有员工34人,分设剧务、片务、机务、总务四课”。为保证放映质量,周伯勋还特地从上海拉来了一支专业队伍,其中有放映人员和发电工人等。
1932年6月19日,阿房宫大戏院落成并举行了开业典礼,当年6月20日的《西北文化报》记载了该院的开业盛况:“阿房宫大戏院昨日上午十时举行开业典礼,各机关男女来宾约500人,由韩仲鲁任主席,李毅任司仪,封至模做报告……该院设置完备,选片亦佳,堪为西安高级之娱乐场所”。
当年阿房宫大戏院的门楼颇具古典民族风格,为半宫殿式,大门两边飞檐下竖起两根朱红大柱,上面盘着两条金龙,龙口含着明珠(镶进灯泡),门脑安装一颗大型“彩珠”(实为灯泡),形成双龙绕柱、腾空戏珠的壮观势态,飞檐四角雕刻着祥麟瑞凤、威龙灵龟。阿房宫大戏院的门楼不仅白天好看,入夜龙口灯光灿烂,更为夺目。
阿房宫大戏院布局新颖,是西安第一家无柱子遮挡的新型影剧院,使用的放映机也是德国制造的艾诺门I型无声放映机。放映厅分楼上楼下,能容600余人,配备木制靠背椅,座位舒适。映厅后部小阁楼上8个贵宾包厢一字排开,显得高档而豪华。
开业当天,阿房宫大戏院放映了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古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这三部影片皆由著名影星阮玲玉主演,虽为无声默片,但也引发轰动,阿房宫大戏院由此一炮而红。
开业后的几年里,阿旁宫大戏院只放映默片,直到1934年,随着美国影片《冰岛奇遇记》上映,阿房宫大戏院第一次迎来了有声电影。传说放《冰岛奇遇记》时,剧中人出声说话,把观众惊得一塌糊涂,有不明究竟者,非要上后台找银幕上说话的演员,十分好笑。
阿房宫大戏院成立之初所打的广告语都显得豪气逼人,有独占鳌头之势,如“唯一高尚娱乐场所”“声光座俱臻上乘的西北电影之宫”“专映中外最佳巨片”。为了给即将上映的新片造势,阿房宫大戏院在宣传上不遗余力,手段多样而新颖,预告片、霓虹灯、路牌、特刊、剧照、海报、说明书和报纸广告铺天盖地,做到了“全方位轰炸”。阿房宫大戏院经常在报纸上刊登大幅电影广告,还开设影片预告专栏,将下期开映的影片公布于众。1935年1月1日,阿房宫大戏院选择《爵士歌王》作为“新年大奉献”,当时曾以整版进行广告宣传,这是阿房宫大戏院自开业以来版面最大的电影广告。1937年6月19日,阿房宫大戏院开业5周年时,又特意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特选富丽华贵之音乐歌舞艳情片《琴挑》半价连映三天,聊表谢忱,而庆同乐”。
值得一提的是,戏剧家封至模先生还专门为阿房宫大戏院放映影片设计过《说明书》,其中详细介绍了电影内容、演职员表、电影插曲,还有一些伴随影片内容产生的观众问答,增强了影院与观众的互动。这些《说明书》印制精美如画页,令人爱不释手,成为有心人珍藏之物。1983年,在上海著名电影艺术家孙瑜从影50周年纪念活动的资料展览上,出现了多份阿房宫大戏院的《说明书》,成为历史的见证。
上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阿房宫大戏院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阿房宫大戏院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运动基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签订了业务协议,促成该公司摄制的反帝反封建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月光》等来陕映出。抗日战争时期,阿房宫大戏院将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等十余部影片从重庆运到西安映出。抗战胜利后,阿房宫大戏院又与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昆仑影业公司签订了供片合同,将该公司摄制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进步影片搬上西安银幕。
抗战时期由于不时停电,阿房宫大戏院为保证影片正常放映,专门购置了柴油发电机。当时自用的柴油发电机可是个稀罕物,据说1943年麦收时节,蒋介石在长安王曲皇甫村召开军事会议,当时布置会场要装电灯,但没有发电机,为此还特地从阿房宫大戏院借来发电机应急。
正所谓树大招风,1946年,阿房宫大戏院发生了一起不小的纠纷,此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震动古城,被称为:“祸起阿房宫,‘总爷’寻衅惹事端”。
所谓“总爷”,实际是国民党驻扎在西安的十五军官总队,简称“军官总”,该部士兵平日军纪涣散,总爱惹事。1946年4月6日,该部士兵霸王硬上弓,没有票却硬闯阿房宫大戏院,随后和门卫争执口角,起了纠纷。正巧这时西安警备司令部纠察队经过,就把为首闹事的几人带走了,剩下的人见状立即炸锅。这伙蛮横惯了的好事之徒,一面回驻地叫人,一面涌到西大街的警备司令部大门口索要被逮捕之人。这些人越聚越多,借机闹事连骂带吼。警备司令部也不好惹,抬出拒马路障,士兵荷枪实弹,还架起两挺轻机枪,剑拔弩张,如临大敌。后来,“军官总”一帮人扛枪冲击已关了城门的小南门,又是朝城墙上放枪,又是朝城河里扔手榴弹,闹得西安城南关门3天。
整件事闹到最后,倒霉的还是电影院。为了息事宁人,当时西安城内所有影院、戏院除列有“荣军席”外,还增设了“军官总队席”,这可是不要钱的座位。至此,“军官总”的这帮人更加肆无忌惮。
新中国成立后,阿房宫大戏院迎来了新生。1950年,大戏院在翻修后座位增至800多席。1951年4月15日,阿房宫大戏院由陕西省文教厅接管,更名为“阿房宫电影院”。1989年,又更名为“阿房宫艺术电影院”。 □朱文杰 2020年03月15日《西安晚报》
没有春晚的那些年,你们都怎么过春节?
那些年村里刚刚通上电,没有电视机,不过春节过的也非常有味道。从年三十早上开始,要把家里家外的地面打扫一遍,因为吃过午饭以后,直到初二下午三时送年以前,就再也不能扫地了,害怕财运被扫走。然后贴对联,贴喜字,忙的不以乐乎。吃过晚饭以后,家族里辈份比较大的老人,再整几个小菜,放在坑上的小饭桌上,桌上摆有花生,瓜子,糖,茶水,酒等,然后就坐在坑上等着。这时候家族的晚辈们,男人就每个长辈家都要走一遍,会喝酒的喝一杯酒,然后说几句过年话,再走下一家。妇女就在一起包饺子,拉家长,有时候都奇怪,酒量不大的我,一晚上要喝十多杯酒,竟然不醉。大约十一点左右,各自回到自己家,十二点要准时下饺子,吃完饺子以后,以一个家族为集体,到大街上放鞭炮,放鞭炮之前要祭祖,烧香磕头,最年长的长辈在前,按辈份排好磕头。放鞭炮不能乱放,因那时家庭都不太富裕,一般的家庭就买几挂,为了延长时间,只能轮着放。放完鞭炮基本上也就天亮了,又要开始一家一家的拜年了,一直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才结束。因为热闹,谁也没有感觉累。直到现在也非常怀念那个年代的春节,那么热闹,那么温馨。
没有春晚的那些年,都怎么过春节的?要过春节了,提前那几天就是贴春联,家里打扫卫生大扫除,准备年货,真是一种无限的喜悦期盼的心情,三十晚上吃团圆晚饭,看春晚,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春晚就是我们的过年永恒的回忆吧,也是一种期盼,身为一个八零后,都是看着春晚长大的,记得小时候早早的洗完手脸脚,就围在一块烤火,边吃晚饭边看电视,到了夜深十一二点都不肯睡去!
就是因为要坐岁,坐时间越久,大人给的红包才多,想想小时候真是很可怜很贫穷,每次父母就给那么一块两块钱,都喜欢的不得了,长大了才知道,其实过年就是一种无尽浓浓的春节气氛吧,盼望着那一天穿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手套围巾,新的头发绑绳,还有那么香喷喷的一大桌好吃的,还有就是吃汤圆,白白的圆圆的汤圆在锅里上翻下滚,无尽的翻腾,热气腾腾,伴随着柴火的红火,那就是年的味道!
还有过年的那两天,正在做家务了,不用再放牛了,不用再喂猪,煮猪食了,不用再到坡上去扯猪草了,所以那两天就是放假,那两天就是真正的一种放松,过年太好了,真是怀念那种儿时的童年呢,一晃时间过得飞快,岁月匆匆转瞬即逝,一晃就老,弹指一挥间沧桑几十年,不知不觉自己都是36岁了,人到中年生命岁月已经走过了一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所以在有限的生命岁月,无限的奋斗拼搏实现挑战自己吧,人生就是这样转瞬即过,所以在该奋斗的年纪,千万不要选择安逸,想拥有一个灿烂辉煌的人生,还要敢拼敢闯敢做敢当,这样才是无愧今生!
包饺子放鞭炮穿新衣等天明,一晚上不睡觉熬夜,大人们炸面叶,糖糕,油饼,蒸豆包,花卷,糖包,馒头,烙馍,做肉,炸丸子,炒臊子面底菜。
第一吃早上一顿饺子外,初二,三,四早上烩丸子汤,锅里有肥肉片,粉务木耳,白菜波菜香菜丸子加水加佐料炖,上面热饼,喝茶水,没今天再烧个汤这么方便。
早上排队跪在先人面前很恭敬的磕头,接着给父母磕头,由大哥领着向山东老乡家人磕头。
四个大街串一遍欢天喜地一个又一个拆了小炮点燃抛出去,到剧院,体育场,俱乐部看大戏,买小玩意儿花花绿绿的东西,印象很深,买小吃特香。
那舞台下乌秧乌秧人山人海,我们半大女孩子不能到台前挤来挤去,仗着认识演员和胆大到后台,看戏和上台下台卸装。
晚上有露天电影还是喜欢看背面,盘腿坐在地上看那无数遍的电影。
我家就住在电影院一米墙之隔,拉着大人衣袖蹭电影翻墙偷溜进去看电影。
那时的日子虽然穷但有无限的探知欲和快乐,感到生在新中国特幸福。
随时作为革命接班人去解放世界上,水深火热生活的人类去。
时刻准备着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投身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春晚好像是1983年才开始的吧,今年已经是2018年了,刚好35周年了。
记得那时候有的才开始用上电,有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电。那时候基本上都穷,除了吃公家饭的以外,家庭条件都差不多,过年是每个人特别是小孩子们的期望,因为过年可以吃好的穿好的,记的有几句顺口溜,“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爱花,小子爱炮,老头要一顶新毡帽”。可见那时候生活多么拮据!
吃了腊八饭,就把年货办。喝了腊八粥,到腊月二十三小年,年味越来越浓,心情越来越高兴。赶大集,买上香蜡纸炮,鸡鱼肉蛋,糖果瓜子,春联必不可少,那时物质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只要有钱,跑到超市一下就能购全。为了省钱,今天买点,明天买点。
除夕夜,点上蜡烛,各个房间灯火通明,堂屋正中间方桌上摆上各种供品,有枣山大馍,大肉鸡鱼,还有苹果橘子梨等,像征着大吉大利,年年有余的意思。大人领着孩子们磕头作揖,敬奉神灵,嘴里祷告,念念有词,全是保佑全家平安,风调雨顺,来年发财云云。
最有趣的就是,我们小男孩去拾炮。别人家放炮,黑压压一片半大小伙,争先恐后在炮火下疯抢,有的因此被炸伤手脸,有的掉进粪坑,因为那时都穷啊,舍不得买大盘炮仗。
天明了,人们成群结队,挨家挨户,互相拜年。给长辈磕头,给同辈问好,小孩们又能吃糖,又能落几毛几块压岁钱,别提多高兴了!
过了初一,到初二人们开始走亲访友,有的骑自行车,大部分人都是步行,赶各种庙会,看戏看电影是最好的娱乐了。直到过了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年味才算过去。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光!
看现在,真的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为什么呢?
以前,一到放寒假的时候,孩子们就天天盼望着过年,等到了除夕那一天,除了可以穿新衣服,还能放鞭炮玩、打灯笼、还能吃糖吃肉。虽然过去的生活都不是特别富裕,可那些简谱的念想跟玩具,能让很多人高兴好长时间。
1939年的春节,人们在摆旱船。
1940年,人们一大清早就去寺庙祈福。
同样是1940年的春节,人们在舞龙。
1953年时,在北京有两个小孩拿着小风车在玩耍。
那一年的春节,天津市王德铸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开心吃着团圆饭。
1954年的春节,生活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小女孩陈小翠,穿上了妈妈刚刚给她做好的新衣服。
天津天后宫1957年春节庙会景象
从前的一切都很慢,那个时候人们坐火车回家过年,要花很久的时间在路上,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思乡之情更为浓烈。
那是一个物资都比较匮乏的年代,所有的老百姓手拿面票、粮票、油票在供应站门口排着队抢购年货,这也是原来春节前一道景观。
六七十年代的人们,过年时会去集市选购花灯,逛庙会也是每个人过年不可缺的娱乐活动也算是个年俗,早期的庙会也是一种很隆重的祭祀活动,后来才融入了交易和娱乐性活动。
古时候的人们过春节是这样的,快到新年的时候,卖货郎的生意好到爆棚,卖扫帚的、卖针线的、卖蔬果的应有尽有,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卖年货”。
古时候民间有个习俗叫做跳灶王,三五个人成一队,分别扮演灶公和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
一年辛辛苦苦忙活到了腊月,家家户户开始舂米,毕竟腊月的米很坚实,舂时少损耗。到了腊月23或者24的时候开始祭拜灶神,就是把所有好吃好喝的全部摆在灶头,祭拜灶神爷爷。
在大人们祭灶的时候,给小朋友买糖吃,以此来祈求天降好运。家家户户也会买春联回来贴在门上,祝福新的一年顺顺利利,大吉大利。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个习俗。
过年了,闺女们聚在一起打闹取笑,吟诗作对,要不就去逛集市,集市上会有耍猴的人,男子的休闲娱乐就是踢足球,在古代也叫蹴鞠。
这些以往的风俗习惯,有很多被继承了下来,有很多也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原来过年,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只要一挂鞭炮和一颗糖果就能满足,那个时候的过年年味正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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