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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答：寿县报恩寺 报恩寺座落在城内东北偶，旧名崇教禅院，或名东禅寺，明洪武年间改为今年。据《寿州志》记载，此寺始建于唐忐观年间（公元627—649），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全寺总面积一万四千七百多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建筑之雄伟，在江淮...

在美丽富饶的淮河中游南岸，有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她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 寿县北依八公山，南接江淮分水岭，与省会合肥、煤城淮南、珠城蚌埠相邻，面积2986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27万。 寿县古称寿春、寿阳、寿州。早在夏禹九分天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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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众所周知，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之一，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风格独特。但是呢，就是苏轼这样一位“天下第一才子”，二十岁考取进士的他一生为官，却一生不是在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仕途可谓是大起大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嘉祐二年（1057），北宋有一场被称为“天下第一榜”的会试。苏轼通过这场会试取得了榜眼。就这样，打开了自己仕途的大门。可他的仕途，却一直不太顺利。大家都知道，官场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地方，要想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要懂得圆滑世故。但是呢，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在官场上，他也十分敢于说真话，因此得罪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他的仕途自然而然也就不会那么平坦了。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反对变法。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知道后便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至此，苏轼的仕途生涯就开始进入到了“升迁-被贬”的怪圈。

元丰二年（1079），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略微叙诉了过去的政绩，又接着说了皇恩浩荡，但是却在后面发了一点牢骚：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是个直率的人，难免疏于口舌笔墨，难以在新旧党之间把持自己，于是惹恼了其他官员。新党摘引“新进”、“生事”等话语上奏，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用语言暗讽朝政。因此，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被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想将苏轼置于死地，后来多亏当时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上书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求情，这才使得苏轼被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不准擅自离开该地，也没有权力签署公文。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而后不断升迁。升迁后的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新党旧党都容不得苏轼，至此，苏轼又再度申请外调。而后苏轼又几经升迁和被贬，最终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身逝常州。

苏轼的一生，的确不是被贬就在被贬的路上，甚至几度险些丧命。可以说苏轼作为为官者一生都比较失意，可正是官场上的失意，让他被迫游历了祖国大好河山，这样的境遇让他形成了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将自己的情怀寄予自然万物，由此创作出了一首首令人称奇的经典作品。

作为罕见的全才式牛人，苏轼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诗词文赋，无所不精，美食书画，亦足成名立家。

可是，就是苏东坡这样的通才，亦不是无所不能。他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下棋、喝酒和唱曲。这是苏轼自己非常希望精通，却总是难以如愿的三方面。事实上，他在另一方面，也不如人，即做官不如人。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人的才性和能力，多半有所偏重，很难兼擅。

物各有性，性格有极。优秀的人才，多半具备一定的个性，每种个性自有其魅力，亦各有其局限。

文学创作，抒发心志，为苏轼所长。处理官场的复杂关系，兼顾各方，保全自我，甚至不断“进步”，可能是苏轼所不擅长的。

文人多半天真理想，率性而为，快意人生，不太愿为官爵利禄而屈心抑志，不断抹平个性，希和上级，以求进取。苏轼是文人的典范，文人的优点，他几乎全有，文人的这点不足，他也不能免俗了。

其次，文学才华，本质上是一种“务虚”的才能，官场生存需要的最主要智慧却是“务实”的，虚实扞格，难以两全。

文学写心，济世救民，自我实现，实为志之所在。作官相对复杂许多，于多数人而言，为官多为稻粱谋，希望不断获取利益，济世救民可能不是多数官僚们的真正理想。利益好处，实为宇宙中间，最为现实的存在，是最需要“务实”的。

苏轼最主要的身份是诗人，而非官僚。他的文气和心性，排斥官场的种种恶习。在杭州通判期间，他曾抒发自己官场的迎来送往的厌倦，称连绵不绝的酒宴为“酒食地狱”。

苏轼务虚的才情一流，务实的能力出众，务实的耐心，就稍显不足了。

第三，命运遭际，并不由才情决定，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苏轼屡遭贬谪，主要原因不在其才华横溢，而在其不迎合当局，不附会权贵，不愿为了功名利禄而改变做人做事的原则。

苏轼的政治才能卓著，行政能力突出。他非常较真，总是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不足，王安石把京城一个事务繁多的差事给了他，希望让他忙起来，无暇跟自己对着干，结果苏轼太能干了，不仅本职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反而，还有很多时间研究批评新法，给皇帝老子写万言书，提意见。

在地方作知州时，他防洪救灾，疏通西湖等河流湖泊，兴建水利设置，在朝野赢得了极大声誉。在被贬斥后不久，很快被起用，回到中央。

苏轼屡遭贬斥，谪居荒蛮，并非因缺乏政治才干。不愿同流合污，和光同尘，不愿浑浑噩噩，自利自保而改变原则，是他不断遭到打击迫害的主要原因。

当然，树大招风，才情盖世，名声巨大，号召力极强，确实造成了政敌变本加厉地打击，正如他的学生李廌在悼词中所说的“才高为累”！

最后，北宋中后期的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党争，也是苏轼屡遭贬斥的重要原因。

跟屈原类似，苏东坡具备淑世精神，兼有独立不迁的人格，不苟同，不敷衍，坦荡行事，真诚做人，不虚伪，不矫饰。宋神宗和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时，它指出新法的种种弊端，希望朝廷能够留心，加以改变，他不反对改革，反而支持强国富民的政策。他反对的是标榜富国强兵，富国饶民，实则富国扰民、强国弱民的政策。

司马光等“旧党”人物执政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尽废新法之时，苏轼再次反对。他希望能够具体分析利弊，废除扰民害民的政策，对效果较好的措施，应该继续推行。然而，在昔日的“战友”旧党人士看来，苏轼业已“变质”，站到了“敌人”一边，因此，就对苏轼加以打击了。

[图：苏轼《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当然，对苏轼打击最为决绝最为狠重的，还是后来在哲宗、徽宗亲政之后的新党人士了。

酷烈漫长的党争，导致苏轼一生中的一半时间都在贬谪中间度过。

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因为贬谪，《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旷世杰作，才得以诞生。

如果苏轼有来生，让他重新选择，他未必会牺牲诗篇，而选择一个平安顺遂的人生之路了。否则，他可能像晏殊和杨亿等人一样，富有才华，却为富贵所“害”，人生过于顺利，而没能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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